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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 對於當代書法的啓示(三)

吳川淮

 

  在這一件古代的作品中,我也讀出了一股濃濃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什麼?現代性是“與眾不同的時間”,“被認為是歷史社會學的一個經驗範疇”,是“一個不斷地破壞又復原的大漩渦”。“‘現代性’沒有一個固定的、客觀的所指。‘它只是一個主體,它充滿了這個主體。’”

  現代性並不只是現代人所具備的,現代性的精神是貫穿於古今的,在《蘭亭序》《祭侄稿》《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中都以多重的面目體現着,現代性是閲讀者從這些經典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

  這一件作品的現代性,就是自然。藝術復歸到一種自然的狀態,藝術才具備了一種恆定的時間上的意義,就獲得了超越這件作品本身的意義。在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有“視域融合”觀念,即自身的澄明與顯現,各種異質性因素可以相互並行其中。《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與《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一樣,它們的書刻者不一定是一個文化高深的人,他們在完成這一件作品中,是懷着一種樸素和虔誠的心態來書寫的,這種主體的心態,達到了“視域融合”的本源性、偶緣性的因素。伽達默爾説:“在藝術的體驗中存在着一種意義的充滿,這種意義不僅屬於這個特殊的內容或對象,而是屬於生命的意義整體。一個審美的體驗,總是含有對某個無限整體的經驗。正由於這種體驗沒有與其他的體驗結合,造成一個開放的經驗之流,而是立刻再現了這個整體,這種體驗的意義就是無限的。”

  《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並不是完美的,在整個北魏的體系中,它只能算作是一個小品,但我對其的解讀,卻是認真的,直覺式的。這件作品所呈示出的精神的完備,筆法的自由與矜持,都對我們當代的書寫者以啓示。杜威説:“每一個連貫的經驗都有形式,因為它裏面存在着動態的組織。我之所以把組織稱為動態的,這是由於它在發展,所以要求時間來自我完成。有開始,有發展,有完成。”《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就包含着杜威所説的“動態的組織”。伽達默爾更加指出:“理解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是被認為是一種置身於傳統過程的行為,在這過程中過去和現在在經常地得以融合。”

  在2012年中國書協主辦的第三屆全國青年書法篆刻展上一些北魏風格的書法引起筆者的注意,尤其是陝西青年書法家李樂所寫的《中國古代寺塔記卷》,寫得清新自然而又讓人回味,這一件作品可以明顯看出作者有意吸取了北魏民間書手的那種樸拙之味,又多少有些章草的影子。豎幅作品由幾個塊面組成,最上端在書寫上還畫了一個框,把字寫在裏面,完全是北魏碑刻記的那種形式,而書寫中的樸拙味道,像是一個剛剛學字者的誠惶誠恐的端持認真,這本是一件在展覽上很容易淘汰的作品,卻獲得了三屆全國青年書法篆刻展的最高獎,不能不讓人佩服評委眼光的犀利尖鋭。但這樣一件來自北魏民間書風的作品,並沒有成為青年書風的引導者,很多人似乎已經把它忘了,但作為筆者,從看到那一件作品就牢牢地記住了。李樂可能一輩子都寫不出那種字了,那是一種天性的字,它不關乎功底,而是一股清新的氣息,是書法家一次偶然的書寫相遇。這裏透出的,就是書法的“現代性”,那種美也只能意會。

  李澤厚先生曾經有一個觀點:“轉化性的創造”,即“……中國應‘創造性地’‘轉化’到某種既定或已知的形式、模態中去。”這樣一個哲學概念也可以轉化在藝術創作的實踐之中,《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及平城所出土的諸多北魏碑刻和墨跡、發願文、墓磚和瓦當文字、瓦刻文字、木板漆書等,構成了一個豐富的書法世界,也為當代書法提供了一個“轉化性的創造”的文本與形式。只要我們悉心研究每一個新發現的書法遺存,都會有新的發現,也都會借鑑並創作出新穎而有所熟悉,陌生而有些經驗的書法作品。書法的創作不是去求新,而是自然而然帶來的新,是時代信息帶進傳統中的新。

  《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給我們當代書法創作的啓示是,當代北魏書風的創作,從《龍門二十品》走出來可以,從《姚伯多》走出來也可以,從《李璧墓誌》走出來也可以,從《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走出來,書寫中帶有現代人精神自然放鬆,也是一條路子。魏碑的觀念是一個整體,它是開放的,同時,也是緊貼着大地的自然性書寫,既講究筆法的自由運用,但同時因為內容的需要而不斷地變化自己去“寫作”出新的風格。平城書法遺存開闊了我們對於書法史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這種認識將帶動當代北魏書法新風格、新氣象的出現,這才是北魏平城書法遺存研究借鑑的價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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